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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故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故事

  1.见证“军神”刘伯承和他的那只眼睛

  但凡中国人,都知道我国著名军事领导人刘伯承曾被一名外国名医赞誉为“军神”,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赞誉刘伯承的那位名医原来就是创建重庆宽仁医院的马加里医生。191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时任院长的马加里医生接待了一位眼部重伤的病人。那位病人的眼珠已经完全坏死,并且由于时间拖得太久,伤口已经长出新生的息肉。不得已,马加里打算给他做两次手术:先割去腐肉,理顺血管,等一段时间伤处好转了,再为其进行第二次手术,安装假眼。虽然当时宽仁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条件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但马加里医生还是十分为难,因为那位病人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坚决不允许使用麻醉剂,以免影响到脑神经。马加里愣愣地问他:“你能忍受吗?你的右眼需要摘除坏死的眼珠,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割掉!”“试试看吧!”那名病人回答。

  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马加里医生双手却有些颤抖,他额上汗珠滚滚,护士帮他擦了一次又一次,那位病人却一声未吭,安然端坐。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等包扎完毕,马加里颇受感动地说:“照你们中国的古话讲:‘眼为五脏之精华,一身之要系’。想必疼痛难忍吧?”

  病人坦然一笑:“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七十四刀嘛,小意思!”

  马加里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病人说:“阁下每拉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错不了。”

  马加里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道:“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此时,那名病人才告诉马加里自己真名叫刘伯承,并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如实相告。马加里听后感叹地说:“你真是军神,军神!”

  战争胜利后,川滇护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在重庆宴请军政各界、社会名流、驻渝领事及有影响的外国人,碰巧,马加里医生也在受邀之列。席间,马加里向熊克武问道:“贵部军官刘伯承近况如何?”

  熊克武虽然隐约听到刘伯承的名字,却根本对不上号,便含糊应付。马加里却用流利的中国话绘声绘色地讲起刘伯承治眼的经过和他本人的感受,并当众称赞说:“刘先生惊人的勇敢及忍耐,着实令人震骇,终生难忘。贵国历史上有红脸关公‘刮骨疗毒’,今生我算是荣幸地见着了活关公。以我们民族的眼光来看,刘先生堪称‘军神’!贵军有这样的勇士,将每战必胜!”中外来宾听到了,无不称奇赞叹。

  此后,“活关公”刘伯承就被重庆人传为美谈,就是在四川军界,“刘瞎子”的威名、“独眼龙将军”的称号也不胫而走。

  2.宽仁名医施救陈独秀

  陈独秀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2年10月15日,他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并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1937年8月23日将陈独秀提前释放。然而长年的牢狱生活早已让陈独秀的身体多病多灾,在1939年2月,他不得不到重庆宽仁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朱蕴山都来医院看望过他。两个月后他回到江津石墙院,并被查出患有高血压。

  1939年冬天,陈独秀的身体又感不适。朋友邓仲纯劝他再到重庆宽仁医院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他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其实,他近段时间脑袋晕眩得厉害,“久病成良医”,他自己知道,定是血压又大幅度上升了。可是他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不允许他去重庆做全面检查,若求助于朋友,又实在过意不去。

  陈独秀从附近双石场上一个土郎中那里听说,胡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压。病急乱投医,反正胡豆花也不需要花钱,他也就照着做了。拖到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终于在写作时昏倒在地。妻子潘兰珍乱了方寸,赶忙喊来滑竿,将陈独秀抬进了县城。此时邓仲纯也紧张了,当天的下水轮船已经错过,他只得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双飞燕”船连夜漂到重庆,再一次把陈独秀送进了宽仁医院2号病房。在医院周纶医生、曾定夫院长两位名医的全力治疗下,数日后,陈独秀的病情方得缓解。

  当时重庆作为陪都,报纸众多,记者遍地,陈独秀到渝治病,马上被数家报纸透露出去。这一下,宽仁医院便闹热了,张继、朱家骅、郑学稼、张国焘、董必武、朱蕴山等国共两方面的要员都纷纷前来探望,连柳亚子、张澜、黄炎培、鲜英也来了。又过得数日,陈独秀方才出院回江津。

  1942年5月18日,陈独秀的病情又告急了,潘兰珍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夫两位名医到石墙院诊治。因医务繁忙两人虽未能前来,但托人带回了他们认真拟定的治疗方案,并各赠药品若干。周纶医生甚至还把他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陈独秀。但由于病情严重,27日陈独秀还是病逝了。

  3.中苏双重谍报员高清在宽仁住院

  1939年,湖北黄安人高清才22岁。他12岁参加鄂豫皖红军,随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到了新疆迪化,后被选调去共产国际学习,成了中国籍的苏联谍报员。后来他被派遣回国,到重庆担任了东方战区军事情报负责人,领导重庆情报组,代号巴山,负责搜集日、伪、满、及国民党情报,惩办汉奸和叛徒。

  在与苏联驻重庆使馆武官处的安得烈和高尔金接上头后,高清立即投入了工作。但是连续三个多月,高清在重庆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糟糕的伙食、超负荷的工作劳累,使得他由感冒转成了急性肾炎,患下一场大病。这时,苏驻华使馆又转来了他的恋人娜塔莎在莫斯科城下反击战中不幸牺牲的消息,这沉重的打击几乎让高清彻底崩溃。

  由于无法支付昂贵的医药费,高清的病情拖得日趋严重。在友人的劝导下,万般无奈的高清顾不得俄国人的禁令,由滑竿抬着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求助。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切关怀下,他住进了宽仁医院,并很快康复。从此,高清接上了与党中断两年多的关系,延安也可以收到高清发往莫斯科的每一份情报。高清成了双重谍报人员。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共产国际的。

  4.张善子在宽仁医院接受治疗

  张善子(1882-1940),四川内江人,国画家,作品有《怒吼吧!中国》和《正气歌》等。

  1940年10月4日,张善子完成出国办画展为抗战募集捐款的任务,载誉回到陪都重庆,各界代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他载誉归来。张大师在欧美办画展,从事国民外交活动,时间近两年,克服种种困难,十分劳累。在美国已发现身体不适,美国医生为他看病就劝他留下疗养,大师回国心切,还要到菲律宾和香港宣传展出,婉谢美医生的建议。回到重庆,他又不顾体衰不适,日夜出席各界举行的报告会、座谈会。由于过度劳累,毕竟已是花甲老人,又多日患痢疾和糖尿疾复发,回渝一周以后就卧床不起了。当时正值日寇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医疗条件差,送他到疏散地歌乐山设备条件较好的教会医院——宽仁医院(现森林公园抗战历史文化陈列室)治疗。终因治疗无效,于1940年10月20日凌晨,就在他从国外回到重庆15天后,溘然病逝,享年59岁。

  5. 巴金夫人在宽仁医院产子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在巴金的一生中,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巴金创作的三个高峰期。巴金于1939年从上海来到重庆,居住在当时位于沙坪坝的生活书店,一直到1946年才返回到上海。作家巴金对当时的宽仁医院印象深刻,他和夫人萧珊的小女儿李小林就诞生在宽仁医院。四川是萧珊的故乡,陪同夫人在重庆生活的巴金在这段时间里写下了《憩园》、《寒夜》、《第四病房》3部文学作品,受到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巴金说:“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

  6. 谢冰心把宽仁医院当家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悲君、婉莹、冰心等。作家谢冰心在重庆宽仁医院的楼上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在那里给她的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安逸、温馨美好的家庭环境。大女儿吴冰在《永怀爱心的妈妈》一文中这样写道:

  勤快、爱整洁的母亲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安逸、温馨美好的家庭环境。这个家,从抗战前燕京大学燕南园的教授住宅搬到了云南呈贡乡下;从四川歌乐山的小土房搬到重庆宽仁医院的楼上;从日本东京的小洋楼搬到北京洋溢胡同的四合院,再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楼。我们的家有时简陋,甚至拥挤,有时宽敞,母亲总是尽力把它收拾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回到家里就感到十分舒适。这个家也因为有了她而温暖、快乐。

  7. 沈钧儒到宽仁医院看孙子

  沈钧儒(1875-1963),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党派领袖,他与宽仁医院也有不解之缘。1944年1月20日,沈钧儒的儿媳在宽仁医院生产,他急忙赶到医院看望儿媳,并为孙子起名为“宽”,喜欢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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